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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没人说作家不能当网红
2019-01-22 08:27:1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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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伯庸在嘈杂处写作。咖啡馆,或者他那间临着街、一开窗就车声扑面的工作室,或者机场候机厅。他永远背个双肩包,包里装着电脑,确认不会误机后,他打开电脑,文思泉涌。这是他多年“业余”写作养成的习惯。

      马伯庸是互联网养育的作家,网上流行的诸多元素在他的作品中汇集,并曾尝试形成新的文体。他最早流传的帖子可能是以田中芳树、村上春树的口吻写小学生作文;而后是杂糅,如《从机器猫看阶级斗争残酷本质》;他写过科幻,如至今仍常被人提起的《寂静之城》,还有带有强烈现实指涉的《大冲运》、《新海瑞上书》。逐渐,他将兴趣集中在两个元素:悬疑与历史。不过,是以古董鉴定为题材的《古董局中局》让他“出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作家。

      他的传播也带着鲜明的互联网特征:他发很多微博,写段子,录综艺节目,经常被当成“网红”、“段子手”,当然,他更希望被当做一位作家。

      对于写作,马伯庸至今“也没有那种要经典的意识”,他觉得自己是“自恋式写作”,将生活和创作分开,创作是一种乐趣,“当我觉得自己牛逼的时候灵感如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来”。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玩雪茄和游艇,他装修了个小工作室,买遍所有品牌的游戏机,四面墙都是书架,摆着他小时候在老家书店里看的书。当时他梦想有一天那些书都是他的。几年前,他回到老家,一块钱一本的价格,把那些已经被扔进库房快要长毛的书扛回北京。书很脏,很破,他也不看,就摆着。待书与游戏机齐备,他关上门,拉上窗帘,打开游戏机,觉得内心充实,达到了人生的至高享受。

      他曾谈论自己写作的资源,包括日本的动漫、轻小说,美剧,英剧,文学上的师承更为复杂,如弗雷德里克·福赛斯、克里斯托夫·贾克、田中芳树,当然还有王小波——在中国互联网早期可能最为网民钟爱的写作者。每年,马伯庸都会开列自己的书单,今年的十本书中有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布鲁诺·舒尔茨的《鳄鱼街》,也有讲述宋教仁案的《宋案重申》,和关于蚯蚓的《了不起的地下工作者》。他是严肃文学的读者,也是通俗文学的读者、学术论文的读者,每年他要在各大网文网站和中国知网上花不少钱。

      2018年12月初的一天,我在团结湖附近的漫咖啡见到马伯庸。他个头不高,穿着得体,在2015年辞职成为专业作家后,他持续运动,瘦了下来,神采奕奕。我比预定时间早到半小时,却发现他已经在座,奋力打字。采访结束,他立刻掏出电脑,继续打字。第二天,长达万字的2018年书单就发布了——毫不拖延。对此,他会笑笑,说,“生活所迫”。

      这一年,知道马伯庸的人更多。他的五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三国机密》已经播出,《古董局中局》和《长安十二时辰》即将播出。马伯庸说他擅长将影视转成文字,却不擅长将文字转成影视,因此不参与任何编剧。但借着受众数更大的影视剧,他就像上了一辆正在加速的车,风景很好,可能不该那么快,但是,谁也没有办法。

      

      访谈:正午X马伯庸

      正午:在网络上,你最早的写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马伯庸:1998年还是1999年,我在上海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是在日本小说《银河英雄传说》的同人论坛,叫“不落的黄金十字旗”,也就200多人,上面各种日本动漫的东西,也有原创,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写点,我也写,鬼故事、武侠、科幻,乱七八糟的都试试看。纯粹是为了乐趣,那时候写东西没有回报,就是自娱自乐,玩。我现在的朋友几乎都是那会儿交到的,维持20多年的网友了。

      正午:当时网络写作呈现出新鲜的状态,但很快其中的代表人物,譬如安妮宝贝、李寻欢,就进入纸质出版领域。你的第一本纸质书出版是在什么时候?

      马伯庸:我跟他们有一点像,就是在网上发,攒到一定的时候,走纸质出版路线。我的第一本书是盗版,书叫《笔仙》,里面除了《笔仙》就是《她死在QQ上》,名字还是盗版商起的,我本来名字叫《QQ怪谈》,可能他们觉得土。这个名字起得挺好的。书直接出了,也没有问我,那会儿盗版书都是这样。他们还特有良心,书后面写上“本文采自网络,如作者看到可以和我们联系”,我联系了一下,真给钱了,几百块,我觉得能给就不错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才有正式的出版。

      正午:即使在早期网络写作者中,我觉得你也是特别的,很多人的创作更接近传统文学,但你的网络感更强,元素非常庞杂。

      马伯庸:我当时进入网络时是一张白纸,没有路线,也没有限制。可能跟我的阅读经验有关,从小到大转学13次,没有朋友,只能在家自娱自乐,也没有别的方式,只能找书看,也没有那么多讨好你的书,只能去讨好它们,比如一本石油钻探的书,把它当成推理小说看,也可以看出乐趣。

      后来我到新西兰留学,学校图书馆里中文书就一个小书架,我就看那些,许多是国学相关的,还有一些汉译名著,就是商务印书馆的那一大套,看完之后顺藤摸瓜往下读。当时也经常上网,我发现了压力的作用,譬如要写一个论文,就有极强烈的冲动要写一个小说出来。

      正午:你的早期作品给我强烈的感觉是读者始终在场,作者和读者的关系非常密切。

      马伯庸:对,当时就是在论坛上发,发一章,大家来讨论,我再根据大家的反应发第二章,有点现场说书抓现哏的感觉。我的乐趣在于写出他们想不到的东西,不能说“写”,是“玩”,没想到这个东西还可以这么玩,包括我模仿田中芳树、模仿村上春树写小学生作文,当然这个没有持续很久,因为玩笑不能一直开;包括把机器猫和阶级斗争论放在一起,用京剧写圣斗士什么的,都是杂糅。游戏文化、日本的动漫文化和英剧、美剧这些对我影响都很大。大家觉得新鲜、好玩,就过来捧场、喝彩,一喝彩,我人来疯,再写点。这种认同感对写作挺重要的,一个人没有鼓励,很难在这条路走下去。

      有些东西需要专业知识,像京剧,我的了解只是皮毛,就有人说应该怎么改,或者自己下场。有时候变成了集体创作。那会儿大家也没有版权的概念,经常我的一个帖子火了,转遍全网,转来转去作者没有了,就剩下转帖,也挺高兴的。

      正午:2002年、2003年左右,商业性的网络文学网站出现了,你在那样的网站上写过吗?

      马伯庸:我接触最早应该是幻剑书盟,然后是起点、鲜网,我也去看,也在上面聊天,也写了一个,发去之后觉得不对劲。

      不对劲是它的指标,就是点击量和读者留言数,我感觉不适合我。BBS是写完之后一大堆朋友围着你,七嘴八舌唧唧喳喳地说,大家志同道合,我喜欢的你也爱看,你发一个评语正能搔到我的痒处,刺激创作冲动;网站的读者评论是自下而上,你写完之后高高悬在上面,读者仰起头来开始评。两者感觉不一样。

      那时候已经有人可以通过这种网站养活自己,挺少的,所谓养活自己也没有到现在的程度,但是很多人,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可能根本没有可能从事传统文学,有了这个正好把他们的天分发挥出来。就是会讲故事。

      当网络文学走向专业之路,会发现有人在这方面格外有天分,有人就死活过不去。我属于过不去的。首先每天更新我完不成,而且网站小说的布局谋篇和传统方式创作不一样。BBS上也是连载写,但是第一没有时间压力,不是每一天都要续,第二我写的偏悬疑、推理,对情节的严整性要求很高,写到后面发现前面的设定不对需要改,那在网站上没法改。我试了一下,觉得太累了,吃不了这碗饭,还是老老实实写自己的东西得了。

      正午:2001年,一位叫“咆哮”的网友发布了《网络文学的七种武器》来总结当时的网络文学写作,第一种就是“短”,但文学网站兴起后,网络小说越来越长,主线也越来越强烈。

      马伯庸: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网络文学连载要求你至少能够保证更新的三章内有一个小高潮,像说书一样,要有坨子,有钩子,几句话内把人钩住。传统小说要铺垫很久,最后一下子来个高潮,大家看着很爽,但是网络文学这样是不行的,三四章内必须要有一个小高潮或者小悬疑,这种节奏感决定了这两种故事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古董局中局》第四部封面。这部系列小说让马伯庸成为真正的畅销书作家。

      正午:回望过去的作品,你觉得这些年你的写作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马伯庸:有时候看着会想抽自己——太中二了。我觉得以前掺杂的元素太多。杂糅这个事我还会坚持下去,但是我希望处理得更圆滑、更没有痕迹。

      正午:我很喜欢你的《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也是杂糅,但糅成了一种独特的气质。

      马伯庸:那是写得比较HIGH的一个。当时我在重庆实习,自己租一个小房子,也没人管我,也没有结婚,什么拖累都没有。看到一篇论文说玛雅文明是殷商移民过去的,觉得特别可笑,又觉得正儿八经地驳斥没有意思,不如顺着发挥一下,就在出租屋里,六天,什么都没干,疯狂地写,写完了,整个人累得够呛。

      当时我就想它还是杂糅,但我要让人感觉不到杂糅的痕迹,只留下不同东西碰撞出来的那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而不是硬把两个东西捏在一块。

      正午:看的时候有时会想起王小波的《青铜时代》。

      马伯庸:没到那个高度,但是当然会有影响。

      正午:有一种癫狂感。但后来你没有再继续下去?

      马伯庸:就像你说的,我觉得癫狂感到这儿到头了,没有办法再疯一遍,就再试试别的。

      正午:譬如《风起陇西》吗?

      马伯庸:《风起陇西》更早,是我刚回国的时候写的。我对三国的历史一直抱有强烈的兴趣,《风起陇西》应该是第一个把西方间谍的东西和三国放在一起,但是捏合痕迹特别严重,所有人说话都是翻译腔,所有的做派都是西方的,只是换成了三国的名字而已,它算是第一次探索,当时我还拿不准怎么用古代的话表达现代的内容,把古代的背景包装现代内核的故事,就先强行嫁接,看看效果,缝隙慢慢再补。

      正午:到现在,这方面你有了什么经验?

      马伯庸:我的方法论变了。以前是先想什么东西可以揉在一起,从形式开始,但越来越发现,应该从作品本身的内核开始。我发现写历史类故事,最大的问题是现代人对古代的故事和人没有兴趣,真正能打动他们的永远不是古代的人和事,而是这些人身上和“我”的共同之处,我的困境,我的困惑,我的生活经验……越现实力量越大,历史文学的现代性是最重要的。

      以前我觉得越杂越好看,现在觉得“杂”完之后还要表达一些东西出来,最好是给人新鲜感又不至于突兀,后来也是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像《长安十二时辰》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小说,语境是古代的,但内核是反恐故事,最核心的是主角要守护一个城市,要守护城市的普通人。古代很少有这种说法,这是现代人的思维,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对生命的珍惜。把现代内核放到古代故事里面去,它就会打动现在的人。这个核心之外,才是节奏上尽量学美剧,24小时的结构就是从美剧来的,我一直想尝试用这种节奏感和速度感来讲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

      正午:你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写历史小说有两枚“钉子”,一个是硬件,生活器物,一个是软件,规则观念,那这个“软件”,其实是现代的,而非历史的?

      马伯庸:这个就是分寸感,难就难在这儿,既要有现代人的意识,也要符合古代人的行动模式,比如唐朝人和宋朝人不一样,明朝人又不一样,特别讲究礼节,每次见面鞠几个躬,坐椅子怎么坐,是非常讲究的,我把这些加进去,在不影响现代人内核的情况下,把这些古代文化上的元素挂在这些人身上,可能大家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正午:既然说到了《长安十二时辰》,我看这部小说,它是“不退”的故事,也是“不杀”的故事,对权力结构还是维护的。有人讨论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历史小说,从凌力的《少年天子》到二月河的三部皇帝系列,对权威越来越尊崇和认同。

      马伯庸:我也希望能够把视角放低,眼光不要放在帝王将相上面,或者说就算提到皇帝,最好有一个身份低下卑贱、但是人格上跟他平起平坐的一个形象出来。像马上要出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来自我翻地方志找到的一堆史料,譬如明代小县城里的案子,前因后果,公文,都有,我把它们重新构成一篇大家能看懂的纪实,像小说,但每一句都是有出处的,类似的东西攒七八篇。这本书里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老是看到帝王将相治理朝政,勾心斗角,老百姓就一两句话带过去,像刚才那个案子《明实录》上只有一句,但它呈现的老百姓的收入,面临的困难,怎么解决这个困难,怎么从自己阶级出发跟其他利益阶级碰撞……是真正鲜活的东西,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古代普通人真正的生活,他们所遵从的规则和道德是什么样的。

      

      2018年11月,马伯庸在星空演讲现场。

      正午:很长时间你都说自己是业余作家,写作纯粹因为兴趣,作品的开端经常是一个“脑洞”,但灵光乍现的时刻之后,故事的发展和收束更多是逻辑性的。

      马伯庸:对,讲一个段子很好玩,但把段子扩成一万字的小说就很难。像我写《笔冢》,当时也没多想,杂志连载随便写一写,最后发现故事变得特别不成熟。就是典型的点子文学,这个创意太好了我要把它写出来,至于怎么实现,怎么落地,没有想明白,点子类的故事很难持久,还是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会先找现代性,慢慢扩展出来,也在学。创意不重要,重要是落地,把它写出来。

      正午:哪部作品是你这种方法论真正的尝试和落地?

      马伯庸:《古董局中局》吧,是一个锻炼。开头也是个点子,看了个新闻,一个古董贩子因为卖佛头给外国人,被枪毙了,枪毙以后才发现外国人运出去的是个假佛头。他到底是民族英雄还是成心想坑一下那个外国人?不知道。我觉得这事很有戏剧性,就顺着往下想,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出于什么目的。

      一开始也没想写那么长。因为我也不懂古董,就写写看,当武侠小说写,分门派,只不过不是用武功打,而是比鉴定。第一部反响还不错,大家觉得悬疑见过,讲古董的也见过,没想到这两个可以放在一起,那我再往下试试看。

      正午:看《古董局中局》第一部,我觉得它悬疑感非常强。

      马伯庸:悬疑感的营造技术上有很多,但我觉得还是要制造氛围,氛围比表达更重要,有点像比兴,小白菜地里黄,从小没了爹和娘,两件事没有关系,但它会给你一种感觉。像悬疑,要找一个东西找不到,它到底是什么?这种反复的悬疑读者会觉得很枯涩,如果是一抬头看到远处一片黑暗,只有一个小小的光点,不知道东西在哪儿,不知道前路如何,这个时候就不光是悬疑了,是一种诗意的表达,是作品里很重要的装饰。

      正午:我觉得前两部技术性很强,到第三部,气质有明显的变化,线索和情绪都更完整。

      马伯庸:前面两部可以说是套路化,一个东西找不到,突然有个人提出线索,顺着往下找,再来一个这样的事,最后有个大BOSS。到第三部的时候我发现这样不行,光写技术已经不足以让我有成就感了。靠技术可以写一个很漂亮的小说,但是作为作家我觉得这种表达不够过瘾,希望能够有一些更高层次的追求。像写作的马斯洛金字塔,第一开始想求的就是关注,或者有意思;再上一层希望写得技术,沉迷于悬疑感的设置;再往上会考虑主题是不是足够有想象力,故事是不是足够放飞;再往上,你想表达的是什么,你能不能恰如其分的表达出来。往大了说还是要有一点责任,给读者点什么,而不是看完就完了。

      第三部算是实践的一个高峰,我意识到想表达的东西高于技术,所以特意选了许一城保护慈禧陵最后失败的过程。这一部是从人物出发,人产生事,事影响人,人最后抉择,完成主题的升华。他选择了一条注定不可能成功、注定会对自己造成损害的路,这就是人物的主动性。

      正午:“古董”系列应该说在你的作品序列中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转折性的位置吧,也是在第三部出版后你辞职,从小众作家变成“出圈”的大众作家,从业余作家变成职业作家。

      马伯庸:《古董》算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吧,它是面向大众的畅销书,我大概也能摸到底,这个东西我能写成什么样,市场接受什么样我心里也有数了。

      正午:之前的《风起陇西》和《三国机密》市场反应怎么样?

      马伯庸:也都不错,但始终还是小众写作,题材和创作的方式,都是圈内人很喜欢,再往外扩,朋友的爸妈看了就会觉得文笔挺好,但是看不懂。

      正午:小众的点在哪儿?

      马伯庸:在于对历史的结合。《三国机密》我最喜欢的就是它没有违背史书上的记载,但给你讲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它要求读者首先对历史足够了解,否则体会不到足够的兴趣,门槛是比较高的。

      现在我希望能够兼顾,就是当故事看没问题,如果你愿意,可以挖掘很多跟历史有关的小彩蛋。像《古董局中局》第三部、《长安十二时辰》都是这样,所有的东西在历史上上都有查证。“长安”我最初设想的主角是李白,但历史上李白那时不在长安。其实文学作品无所谓,但我觉得难受,觉得美感被破坏掉了。主角张小敬也是有出处的,在史书上有一句,马嵬坡前一箭射死杨国忠。如果有人愿意往下挖,找到彩蛋,是我的成就感。

      正午:你刚才说,《古董局中局》出来之后,你觉得自己摸到底,也了解了市场的反应,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马伯庸:我当时很害怕,有点像玩游戏,我手机上有个游戏,就是一块地,往里装个城堡,一级二级三级,到睡觉前已经四级了,我说再等一个小时升到五级再睡觉多好,一级一级等,结果到凌晨三点还没睡。第二天早上我忽然意识到不行,整个人完全被游戏控制了,赶紧删了,都没再点开,怕自己控制不了。

      “古董”成了,我害怕会不会我也变成一个随波逐流的、追逐热点的作家?天天想着市场,这个卖不出去,不写;那个桥段受欢迎,我写。我怕自己变成这样一个人。其实“古董”写完四部,有人说你凑五部,五部曲多好听啊;“长安”不错,有人说趁热再写个类似的。我觉得市场认可是偶然的,就怕我会把它当成必然,觉得自己牛逼了,是个畅销书作家,写什么都火,那就陷入一种魔障,到那个位置上是很容易的。

      所以2018年我有意写一个冷门的,就是这个地方志里出来的《显微镜下的大明》,一条一条去看档案,繁体,竖排,还要搞句读,挺费工夫的事,销量一定不好,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肯定不好,但我觉得这是有意义的。

      

      《长安十二时辰》封面,2017年出版。

      正午:你的作品序列里还有一条线索很有意思,包括《风雨》、《破案:孔雀东南飞》、《宛城惊变》,一整个阴谋论——看网上的评论,还是迷惑了不少人。我觉得在你的整个作品中,“阴谋”都是很强烈的存在。

      马伯庸:从价值观上我是摒弃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种美感,就是像模像样的,在背后一个黑手在操控整个局势,这种文学上的美妙。当然跟我是天蝎座也有关系吧,可能。也可能从小看间谍小说长大,对这方面有比较执着的热爱。

      那三篇就是仿学术体的小说,嘲讽刘心武用的,用特别学术的范儿说一个特别荒唐的理论,很多索引派都这么干,逻辑不通,但只要你说得特别学术,组织的故事又特别好,就会让人信以为真。我当时就想一定要严肃,严肃得比这件事的荒谬更强烈,越煞有其事越好玩。

      正午:其中的两篇得了《人民文学》散文奖?

      马伯庸:对。后来别人一说你这个是真事吗,我说我得的是人民文学奖,不是人民历史奖。

      正午:评选过程是怎样的?

      马伯庸:我先写了一篇《破案:孔雀东南飞》,发在豆瓣,《人民文学》的一个编辑过来说,这个好,发一下,我一看《人民文学》,那就去吧。发完之后,编辑跟我转述读者反响特别强烈,可能《人民文学》的读者没见过这种的,觉得特别新鲜,他说要不你再写点吧,我就又写了两篇,就是《风雨》和《宛城惊变》,写完第三篇的时候我觉得行了,花招玩到这儿到极限了,再重复下去也没多大意义。

      我的核心粉丝能够get到我在玩,扩展开了之后,好多人信以为真,可能他们看历史类的东西少,一下子被这个逻辑给忽悠懵了。这事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学术腔并不会真正把外行人隔离开,它没有那么高深。

      正午:早期的网络文学作家普遍有一种需要被确认的心态,进入纸质出版或媒体是一次确认,这些年官方或者正统文学包括学界也逐渐打开,接受网络文学。获得人民文学奖,给你带来了什么?

      马伯庸:我觉得是一种主流认同感吧,就是我的东西进入主流了。作家是需要这个认同的,但我没有感觉有多强烈,因为它没有改变我的创作的方向,也没有改变我的读者群,后来我也没跟传统文学圈有什么联系,只能是说挺高兴的一件事。我是严肃文学的读者,对文学还有敬畏之心,我知道自己写不了,严肃不起来,干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吧。

      正午:在你心目中,通俗和严肃的分界线在哪儿?

      马伯庸:我觉得文学要看个人口味。文学的审美确实有高下之分,好的坏的,还是有等级,但现在对我来说,我会先想清楚自己要看什么。比如说我在网上追文,我就想看小白文,我就想看打脸的,我就想看爽文,我对文笔、思想性不做要求,就要看得开心。我看严肃文学,看技法,看意境。每看一个东西之前,我会清楚地知道我在这里面预期看到什么,对其他的我就不做任何计较。各有各的功能吧。

      正午:作为一个通俗文学作家,你觉得有什么是通俗文学比严肃文学更能到达的?

      马伯庸:在价值观的传递吧。通俗文学毕竟读者群是大的,尤其现在读者群比较年轻,你对他的洗脑能力——真的就是洗脑能力——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作家还是要有一定的责任感。我特烦说一个作品“三观正”,但是有些时候,你要考虑清楚这个东西写出去之后会影响到别人。

      我看过很多网文,有些网文里面主角升级就要打劫甚至杀人。我觉得好的网文跟坏的网文差异就在这儿,坏的可能直接上去“咔嚓”杀人,拿了东西就走,好的网文虽然是同样情节,但它至少做到让主角是被动的,对方胡作非为或者称王称霸,想害我被我弄死了。这就是一个三观的问题,对小孩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尤其你看《延禧攻略》,最典型的主流价值观对文艺作品的影响,现在好些人就喜欢杀伐果断,就喜欢当天来报应,所以他们看那个角色特别爽、特别过瘾。

      正午:对他者没有同理心。

      马伯庸:同理心是一回事,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孩子需要的是一个特别极端的表达,我爱你就爱得死去活来,我恨你就恨得咬牙切齿,没有中间态。一些年轻的写作者可能天生受到这种氛围影响,他们也更直接,更坦诚,鲜明地把情绪表达出来,不需要任何技术手段,你从文中看得出来作者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容不得暧昧。

      甚至没有耐心。传统的通俗文学,像《基督山伯爵》,主角一直被迫害,最后才翻身。但现在的读者非常不耐烦,甚至我看到有的网文,作者在写到主角吃瘪的时候要加个括号,说“大家别着急,两章之内主角就会反击”,或者“主角扮猪吃老虎,这是伏笔”。

      正午:跟耐心有关的,王安忆在《小说课堂》里谈到,作家花了一个星期写了一个短篇,对读者来说半小时读完。小说正在被迅速、过度地消耗,尤其现在大家用屏幕读小说,你必须预设你的读者是跳着来读的,这也会给写作者提出新的要求吧?

      马伯庸:我也在试图把美剧的快节奏带进文字里来。我一直觉得节奏是很重要的事情。美剧信息量密集,它人物都是一边走路一边说,很少有两个人坐在这儿你一句我一句,吭哧吭哧说半小时。当年看《大明王朝1566》,好家伙,第一集全在开会!当然很好看,但是放在现在无法想象。我现在有意识地把一些电影的技法搁进去。比如说开头我一定以一个动作发生了一半的瞬间入手,以一个动作发生的结果结尾。它就是一种镜头感,把画面带起来。现在读者是没有耐心看大段的。

      正午:看来影视剧的确是你的重要的写作资源。

      马伯庸:还有影视剧的镜头切换,有一阵我特别喜欢用一个小技巧,当A站在城楼上向着远方遥望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在地平线之外的B,同样也在望着天空,这种蒙太奇式的镜头衔接,气氛会不同,你不用再说什么,观众自己会脑补这两个人是不是同样在感慨自己的境遇。

      正午:当文字跟影视靠得这么近,很多文字更强调画面感、镜头感,怎么才能发挥只有文字能表达的那种功能?

      马伯庸:文字按影视的写法去写,因为文字的表达方式比影视多,影视一定要视觉,除非是艺术片,镜头前后这个逻辑必须清楚。文字你可以随时跳开,可以倒叙,可以插叙,可以用作者的身份补充讲解,这是影视无法表现的。我觉得不是文学靠近影视,是文学吸收影视的优点,表达方式变得更加丰富。

      

      影视剧《古董局中局》海报。

      正午:你的作品第一次改编成影视剧是什么时候?

      马伯庸:四五年前有人找我,想拍《她死在QQ上》,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真正出来还是从《三国机密》开始。

      正午:至今最大的一笔收入是不是来自影视改编?

      马伯庸:对,肯定比版税高,高到一个很鼓励你写下一本的程度,然后一部一部慢慢都会高起来。

      正午:现在大家都在谈IP,谈改编,形成示范效应,让写字的人以被影视改编为荣,会不会带来写作上的变形?

      马伯庸:主要是题材方面吧,比如说宫斗火了,一窝蜂地写宫斗。人类历史上不跟风、大家各自理性的时代没有,从来没有。

      我是觉得该怎么写还怎么写。第一,我本身写作的风格就偏影视,不用刻意去调。第二,当你心里存了什么去做,跟你无意中做,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流行写宫斗、宅斗、甜宠,我写不出来,那我就固守在自己这块就行了,只要故事做好,人物做好,改编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影视方看重的永远不是他觉得这个作品特别好拍才拍,还是觉得它内核好,特别适合拍出来,剩下的都是技术性问题。

      正午:你参与的《四海鲸骑》是什么样的作品?介绍上说它是一边创作一边IP化,IP化的过程也会对前面写作的过程有一个反作用?

      马伯庸:《四海鲸骑》是一个合作项目,我有很多想法但没有办法自己实现,那就大家一起聊一起做,有点像编剧会,聊完有人专门写,有人专门做插图,我是总体把控。三个人合作,特别回归BBS时代的互联网,很古老的、集体创作的乐趣。

      一边创作、一边IP化,一定有影响,比如现在流行伪娘,要不要弄一个伪娘出来?我尽量把这种影响降到最低。互联网的流行太快了,可能没等把设定做出来已经过时了,尽量跟流行文化保持一定距离。平常心吧,IP这个东西你要说影响大是影响挺大的,但它只是名词是新的,本质没变,还是创作。你精心筹划也罢,拒绝也罢,我相信市场,市场的反响会说明一切。

      正午:说到市场,当你的作品市场反应非常好,它一定是合上了某种时代心理,你怎么考虑这件事,怎么把握当下的社会心理?

      马伯庸: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用过多去思考,你写的任何作品一定渗透着你的意识,当下性不是有意加进去,而是没有办法从作品中除掉。对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你诚实地创作,作品里一定会体现出你的价值观,被读者感受到。

      正午:这个把握跟你在外企工作十年有关系吗?你曾经的同事们大多属于中产阶级,也是文化市场的消费主力。

      马伯庸:上班这几年对我影响挺大的,就把视角放低来说。上班是在接触人,接触最普通的人,感觉到他们的喜怒哀乐,跟参加读者见面感受完全不一样。他们很有代表性,是整个中国20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培养出来的中产阶级,有积蓄,有追求,有往上爬的欲望,同时受比较高的教育,看日本动漫,看美国电影,对世界上的多元文化有足够的了解和包容。他们大部分人有房贷、车贷,每天处于焦虑之中,考虑孩子入学,工资涨不涨,股票跌不跌,都是俗事,也是特别重要的事,但他们在豆瓣、在朋友圈也文艺得不得了,岁月静好,每天感恩。

      其实我的经历和主流也不太有关系,家里在北京有房子,我没买过房,没贷过款,也没交过房租,没有体会过下个月被裁员的恐慌。有时候被问到一些特别尴尬的问题,你觉得你对当代青年的意义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千万别学我,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我一样辞职,先想清楚你房贷还了没有?但是像那些人,我会观察他们的形象,看看他们在干嘛。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理解,读历史也是研究各个时代的主流人群到底在想什么。

      

      2018年11月,马伯庸录制综艺节目《神奇图书馆在哪里》。

      正午:我觉得作为一个网络养成的作家,你跟网络的关系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关系很有意思。你有很好的“网感”,包括微博上发段子,大家都叫你“亲王”,还有很多人一提起你就“祥瑞御免”,这些特征会加快你的传播,但也可能同时抹杀了你另外的部分。

      马伯庸:“祥瑞御免”曾经特别困扰我,尤其是2013、2014年。它本来是个小圈子的玩笑,但一帮路人也跟着叫,什么感想?我觉得要不讨论我的作品,骂我都行,别讨论这个,没有信息量。还好,这个事现在已经翻篇了。

      很简单,我为了对抗,只能持续创作,这样就不会被别人说“你就是一个靠网文、网红或者靠发段子出名的”,只要你不断出新作品,大家会知道你是个作家,你在写作之余在微博上跟大家逗个乐,而不是你整天就是个段子手。

      正午:与之相关的问题是,你怎么找到一种平衡?包括你的生活、写作和社交媒体的诱惑。

      马伯庸:我觉得不用找平衡,这个东西就跟有的作家喜欢拉手风琴有的作家喜欢下围棋一样,你干好本职工作,业余玩什么是你的个人爱好,也可能因为下围棋太痴迷了,把写作给荒废了,没必要限定。也没说作家不能当网红。还是得看怎么红的,是大家看个热闹看个猎奇红的,还是你写了好东西、网络热捧红的,和持续输出的能力,是持续输出内容,还是抖个机灵火的。

      正午:你跟粉丝互动多吗?

      马伯庸:还行,这个东西你习惯了之后,坐车的时候,等飞机的时候,“啪”回一个,不占时间的。我见过有人说你看他天天在微博上趴着,哪有时间创作?我直接回了一句,那是你,你觉得创作是件很难的事,必须要全部精力,对我来说一边玩一边就写了。我现在的生活不影响我创作,有些人觉得写3000字难死了,3天写不完,我1个小时就可以写出来,而且写得比你好,那我为什么不能玩微博?我又玩微博又比你写得好,你不能按你那种标准来要求我吧?

      正午:你曾经说,在“网红”、“段子手”这些称谓中,还是更希望自己被公众所知是一个作家。

      马伯庸:我现在觉得作家不是一个身份,作家是一个状态,当你有冲动表达一些东西并且付诸文字,你就是一个作家,当你写完把笔记本合上,你就不是作家了。每个人都有几个瞬间会是作家,作家也不应该是一个职业。很多人没有作家这个身份,但是他们写的东西很好看。

      正午: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是“写作者”,“作家”这个称谓有它的历史渊源,一般我们还是会认为写作到某个程度,才能称为“作家”。

      马伯庸:我对文学还是心存敬畏的,从小看这些大师长大,我现在会自称“作家”,但是还会心虚,没来由地心虚一下。只敢说是作者,或者写作者,这个词更舒服一点。

      正午:传统会认为作家是一种孤独的工作,但现在大家也会认为作家是“名流”,或者说用类似明星的方式看待和要求作家。

      马伯庸:我觉得这是挺无奈的事,其实我特别想回归到那种孤独的状态,现在有很多事不是作家该干的,但是形势所迫也得干。像我每次出去签售,我不想像偶像派一样,见个面、卖个萌、握个手就过去了,既然来了,得讲点有用的,每次都准备题目,讲一个半小时以上。时间长了,这种邀约越来越多,经常有的大学、图书馆就直接让你来做个讲座,我也在想,这是作家该干的事吗?回归到孤独状态反而挺难得,连着两三天什么事都没有,挺少的。

      正午:你说的“无奈”,“形势所迫”,具体来自于哪里?

      马伯庸:就是现实中的运作。出了书肯定要签售,对销量有好处,否则出版社也不干,而且这个时代嘛,你还得去吆喝,你必须到处见人,微博上你发了广告,还得到处跟大V朋友们打招呼帮转一下。我内心是有一点惭愧的,就觉得这些按以前的说法,就是追名逐利,沽名钓誉,但是没办法,总不能写完一本书就不管了,这很清高,但也没用。还有一些活动和综艺节目,我觉得人家来请我也是看得起我,说不去又怕被人说拿大牌,那就去呗。综艺我就参加过两个,一个是山东台的《国学小名士》,一个是今年的《神奇图书馆在哪里》,做节目很累,至少我挑跟书、跟文化相关的,还算是我的本分。

      正午:我觉得现在你不仅仅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整体性的名人的概念。

      马伯庸:我觉得是会扩散到文化领域,作家之外再画一个大圈的话,应该是文化圈。因为我对历史类的、文化类的、尤其是传统文化相关的主题也做一些研究,也没有给自己限定是个什么身份必须做什么。就像一个作家不可能只读文学类的书,一定是兴趣扩展到更宽的领域,才最后形塑成你的作品。里头是有一个平衡,我尽量往后退一点,可能更舒服一点。

      正午:你一天要写多少字?

      马伯庸:正常是3000到4000字,这是长时间磨练估算出来的,即使没有特别的命题,每天也要写点东西,保持状态。如果多于这个字数了,文笔就没法看了,就是只有在这个字数内我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发挥,每隔一周还要回过头把前面的重新改一遍。

      正午:有写不出来的时候吗?

      马伯庸:肯定有,我就骑自行车出去玩,骑自行车的时候是在吸氧,又不能心无旁鹜,经常想不通的桥段,骑自行车骑着骑着就想出来了。有时候出个新游戏,我会陷入一种不想写的状态,那就打通再说,有时候打着打着又觉得灵感来了,放下手柄就去写。我觉得灵感跟猫一样,你主动去逗它的时候,它爱搭不理,你不搭理它,它一会儿过来蹭你裤脚的什么的。

      正午:这么说,你并没有真正陷入过写作的停滞或者是厌弃。

      马伯庸:没有。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现在还属于写的速度不如脑洞开的速度快,新想法攒得很多,但是写出来的反而是跟不上的。写作也是个体力活,过了45岁一定会衰退,这是客观规律。也就是这几年吧,我得抓紧时间。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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